革命的名言

76.一个革命者永远不把爱人问题看得比革命还重要，这样会犯错误的。对待婚姻问题，必须严肃，不要饥不择食，不问政治，只看外表，结果弄出很多纠纷，或者生活不到头。年轻人必须注意，要在革命斗争中选择自己的对象，在这个问题上也常常表现出一个人的政治品质。不要把它摆在不适当的地位，必须严肃对待它！ 王若飞

77.婚姻第一策略，以退为进。夫妻之间，有什么对错可言？要抓主要矛盾。毛选你读过没有？毛选第一章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：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你不要把跟亚平妈的矛盾上升到跟亚平的矛盾。一个是敌我矛盾，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。这个局势你要看清楚。一个要严打，一个要得饶且饶。原名张辛,华裔女作家 六六 《双面胶》

78.一个人的作用，对于革命事业来说，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连接和固定，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，才能够运转自如，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。螺丝钉虽小，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。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，才不会生绣。人的思想也是这样，要经常检查，才不会出毛病。原名雷正兴 雷锋 《雷锋日记》

79.也是合当有事，正当我哥气势汹汹地对杨七说话时，他胸前那枚巨大的陶瓷像章，挂钩脱落，掉进茅坑当中。我哥怔了。杨七愣了。等我哥清醒过来慌忙想跳下茅坑捞像章时，杨七也清醒了。他一把揪住我哥胸前的衣服，大声嚷叫着： “抓反革命啊!抓现行反革命啊!” 我哥与村里那些地、富、反、坏和走资派洪泰岳等人一起，成了劳动管制对象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 《生死疲劳》

80.四清工作队里有一个才华横溢的队员常天红，是省艺术学院声乐系的学生，他教会了我哥西洋的美声唱法。在那年冬天的许多日子里，这两个青年，用比毛驴叫唤还要悠长的声音，演唱革命歌曲，成为每次社员大会前的保留节目。那个小常，经常在我家院子里出没。他生着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，小脸雪白，大眼明亮，嘴巴宽阔，胡茬子靛青，喉结突出，身材高大，与屯里的青年大不相同。我听到许多心怀嫉妒的年轻小伙子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“大叫驴”，我哥跟着他学唱，得了一个外号叫“二叫驴”。这两头“叫驴”性情相投，亲如兄弟，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 《生死疲劳》

81.我把我家的空调画了进来。只不过我把它画成了长满铁锈的样子：巨大的空调，掺着淡金色的灰黑，开着大朵的红色铁锈，庞大的蒸汽发动机连在后面——我画的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候的空调，如果那个时候有空调的话。我一直都很喜欢工业革命时候的老机器，它们都有很笨拙、很羞涩的表情，就像一只被使用了很久的萨克斯风。这个不太灵光的老空调忠于职守得过了分，把整间屋子变成了北极。窗外，还是夏天，我摔打成片的绿色时毫不犹豫，一只熊栖息在夏天的树荫里，望着窗里的空调，还有窗玻璃上美丽绝伦的冰花，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——湿漉漉的小鼻头有点忧伤。原名李笛安,中国青春文学女作家 笛安

82.土改胜利后，我就劝你不要和迎春结婚，虽然迎春也是苦出身，委身西门闹也是被逼无奈，虽然寡妇改嫁是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的好事，但你作为赤贫阶级，应该娶像村西头苏寡妇那样的女人，她家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丈夫病死后，便以乞讨为生，她虽然满脸麻子，但她是无产阶级，是我们自己人，她能让你保持气节，革命到底，但你不听我的劝告，非要和迎春结婚，考虑到婚姻自由，我不能违背政府法令，便依了你。不出我之所料，仅仅三年，你的革命意志已经彻底消退，你自私，落后，发家致富，想过上你的东家西门闹那种糜烂生活，你是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，如不觉悟，迟早会堕落成人民的敌人！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 《生死疲劳》

83.二十岁的我，是个刚刚读完财会专业的女生。我不知道十二岁的胡适，背诵抄写的的是《新民说》、《天演论》、《群己权界论》。老师们出的作文題目是“论日本之所由強”和“言论自由”。在采访陈丹青离职事件时，他说“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，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"夜里翻书，才发现我的问题，胡适在一九三○年早就问过：少年的朋友們，请仔细想想：你进学校是为什么？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？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？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？许多年之后，电影导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拥戴希特勒，“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，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。在一个权威体系里，所有的门，都是关着的。”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、记者 柴静

84.那晚上放映的是部苏联片子，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名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》改编的同名电影。你爸爸说他起初还偷眼观察王小倜与你姑奶奶的举动，但很快就被银幕上的革命与爱情吸引住了。那时候许多中国的学生与苏联的学生通信，与你爸爸通信的那个苏联姑娘，恰好也叫冬妮娅，所以你爸爸沉浸在电影中忘记使命是十分必然的。当然你爸爸也不是一无所获，他在电影开场前看到了王小倜的模样，在换片的间隙里（那时电影院还是单机放映），嗅到了从王小倜嘴巴喷出来的糖果味儿，当然他也听到了嗅到了身前身后的人磕瓜子吃花生的声音和气味。那时候的电影院里可吃东西，有壳的无壳的都可以吃，脚下踩着一层厚厚的糖果纸、花生、瓜子皮儿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 《蛙》

85.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是在文艺复兴时期，到文艺复兴后期，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，那是十七世纪。在同一时候，中国正处于明末，虽有资本主义萌芽，但强大的封建主义力量把这萌芽压下去了。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在明末已感到很大问题：觉得中国这样一个皇朝又来一个皇朝不行，于是出现大量的感伤文学，觉得这世界没希望。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最后不是当了和尚？他觉得没有希望了。《儒林外史》最后一首歌也流露了没有希望之感。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不光要面对自己的问题，还有外面的力量。从此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的境地，知识分子努力探索，寻找出路。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，从五四运动到中共成立，都是知识分子寻找中国出路的路程。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钱学森

86.在集市的中央，也就是供销社饭店前那片空场上，县里的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总司令“大叫驴”小常和西门屯里的“金猴奋起”红卫兵支队司令“二叫驴”金龙会师，二人握手，致革命敬礼，眼睛里都放射红光，心中都荡漾着革命豪情，他们也许联想到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，要把红旗插遍亚非拉，把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。两支红卫兵队伍会师，县里的和村里的。两批走资派会师，驴县长陈光第、驴屌书记范铜、打牛胯骨的阶级异己分子兼走资派洪泰岳、洪泰岳的狗腿子、娶了地主小老婆的黄瞳。他们也偷偷地观望，用眼神传达反动思想。低头低头再低头，红卫兵把他们的头按下去按下去，按到不能再低，屁股翘起不能再高，再一用力，扑通跪在地上，揪着头发抓着脖领子再拎起来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 《生死疲劳》

87.我们家乡有句老话，叫做“猫头鹰报喜——坏了名头”，意思是说，即便猫头鹰报告的是喜事，人们还是不喜欢它。也有人说，“一次为盗，终身是贼。”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，就成了残酷作家，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？从人性的角度讲，每个人，其实都是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三位一体。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，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，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。但那些刽子手，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，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。而那些受刑人，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，视死如归，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。这样，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，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。我这样写，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。文化大革命时，有多少善良的百姓，变成了残酷的帮凶。当然，在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背后，还站着一个集团，这些人，是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共同的主人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88.创作第一个阶段，把坏人当好人写，第二个阶段，把好人当坏人写，这两个可以合并在一起，像我写《丰乳肥臀》，也就是站在人的立场，而不是站在阶级和党派的立场，好人身上也有缺点，也有黑暗面，坏人身上也有善的方面，那么比过去的革命战争文学，起点要高一点。这个阶段过去以后，下面一个阶段，应该是把自己当罪人写，当然并不是说像卢梭的《忏悔录》那样通篇都是忏悔，把自我当坏人写，就是让小说的主人公，自己有一种自我忏悔、自我反省的意识，这个鲁迅当年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，实际上早就说过的，这种伟大的罪人，堂上的拷问者，就是要拷问出罪恶背后的善良，也要拷问出善良背后隐藏的罪恶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了不起、伟大、经典？他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。尽管鲁迅很早就提到这点，但我想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始终没有往这方面深入，我们都在诉苦，伤痕文学啊，所谓的右派文学啊，都是在诉苦，都是在控诉这个社会，控诉政治、控诉坏人，对自我、对善的压迫，没有从反面来忏悔，善的背后有没有虚伪，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甘心情愿地做坏人？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也曾经充当过迫害别人的坏人，是不是本来想迫害别人结果在斗争中失利，被别人迫害了？我觉得右派文学已经相当深刻了，但灵魂拷问依然不够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89.有人说，十三亿中国人当中，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，比如选择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或伊斯兰教，还有一亿多人，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，再然后，就没了。也就是说，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。这需要我们担心吗？其实，千百年来，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，在这方面，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，有求时，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；成了，去还愿，仅此而已。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。不管有文化没文化，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，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。于是，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，追求天人合一，尊重教育，懂得适可而止。所以，在中国，谈到信仰，与宗教有关，更与宗教无关。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，但可能，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。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，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，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。这个时候，改革拉开了大幕，欲望如期而至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。于是，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，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是制造者，却也同时，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。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？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、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《幸福在哪里》

90.这年的冬天，主人受供销社主任庞虎腿上新装义肢的启发，决心要为我制作一个义蹄。凭借着几年前那段友谊，主人和女主人找到庞虎的妻子王乐云，说明了心情，在王乐云的帮助下，主人和女主人把庞虎的义肢里里外外研究个透彻。庞虎的义肢是到上海一家专为革命残疾军人服务的工厂订做的，我一头驴，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。即使是那家工厂愿意为一头毛驴制作假蹄子，我的主人也承担不了昂贵的造价。于是，主人和女主人决定自己动手为我制作一只假蹄子。他们费了整整三个月工夫，做了毁，毁了再做，最后，做出了一只从外观上足可乱真的假蹄子，绑在了我的断肢上。他们拉着我在院子里走了几圈，感觉比绑一只破皮鞋好很多。我的步伐虽然僵硬，但瘸的程度大大减轻。主人牵着我，走在大街上，昂头挺胸，洋洋得意，仿佛示威。我也尽量地往好里走，努力为我的主人长脸。屯里的孩子跟在我们身后看热闹。我看到了路边那些人的目光，听到了他们的议论。他们对我的主人很是佩服。我们与面黄肌瘦的洪泰岳迎面相逢。洪泰岳冷笑着说： “蓝脸，你这是向人民公社示威吗？” “不敢，”我的主人说，“我跟人民公社是井水不犯河水。” “可你走在人民公社的大街上。”洪泰岳低手指指地，抬手指指天，冷冷地说，“可你还呼吸着人民公社的空气，还照着人民公社的阳光。”“没有人民公社之前，这条大街就有，没有人民公社之前，就有空气和阳光。”我的主人说，“这些，是老天爷送给每个人、每个动物的，你们人民公社无权独占！”我的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在街上跺跺脚，仰脸被太阳晒着，说，“好空气，好阳光，真好！”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，“老黑，你大口喘气，死劲踏地，让阳光照着。”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 《生死疲劳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