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的名言

106.我知道你根本就没看过《檀香刑》，你是人云亦云。因为，《檀香刑》中被人认为是“残酷”的那些描写，是到了书的二百多页之后才出现的。“记者从来不看书”，你们看不过来，这可以理解。而不看书又要评书论书，这是你们的职业需要，也可以理解。这是半开玩笑的话，你不要认真。但你发表时不要删去这段，因为这很好玩，是我做为被采访者的一次温柔的反抗。我们这些作家，被你们这些记者，像橡皮泥一样，捏了几十年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说几句反驳的话，希望你们也有点雅量，不要删改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07.我国的悲剧不能给人由崇高而引起的激情，相反的，使人心中萦绕着个人灾祸的折磨，心情动荡以至自我蒙蔽，尤在结局时，常常让替代性祸灾使人们软弱，带着内心的苦闷，希冀一些安慰和对善行。正义的勉励，更大大地削弱了悲剧的力量。我国儒家传统思想形成的等级与正统观念，被提倡的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，往往要绝对地战胜与此相左的其他观念。我国戏剧家所持的命运概念，实际上只是诗的正义，而不是西方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悲剧中所变现的悲剧的正义，我国缺乏真正的、作为戏剧最高形式的悲剧。中国现代作家,文学研究家 钱钟书

108.我现在也想，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，也应该善于从反面来思考问题，不能一哄而上，不能站到一个立场上去排斥其他观点。我想，好的、伟大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复调式的叙述，不对各种思想做出自己的评判，作家的观点要藏起来，谁对谁错，让读者去判断考量，你作家论述到自己的东西、自己的观点，也是一种偏见，我们无论道德问题、社会问题，包括对文学的审美这种问题，我认为这样的小说是好的，那是不是我的观点就是惟一的正确的呢？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没有道理呢？这就很值得考虑，这就是我这几年来的进步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09.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《卑微者的财宝》时所受到的震动。他认为，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，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的决斗、毒药和暗杀。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？开始我深表怀疑，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，确实如此。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，谁也无法讳避，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，简直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而决斗、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，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置人于死地，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，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余秋雨 《关于年龄》

110.小时候听"姑姑"讲故事，讲人生经历，讲外面的一些新鲜事物，引起我极大的兴趣，但那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。在成为作家之 后，"姑姑"所讲的故事和经历就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成为我创作的一个艺术形象，过去我的有些作品涉及到了"姑姑"，但都没展开写。2002年夏天，开始 动笔写这部小说，但写了十几万字之后，由于对小说的结构不太满意，所以就放下了，开始写《生死疲劳》。2007年，我另起炉灶，运用一种新的结构，把这小 说写完。在小说结构和写作手段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。相比《生死疲劳》的繁杂，《蛙》的语言很平实很简朴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11.关键是一种心态，你自己不要把这当作一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它就是一个奖，你得了这个奖也并不注明你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，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，写的很好的作家也是成群结队，具备了获诺贝尔文学奖资格的作家也有很多，所以我很幸运得了这个奖，但头脑要清楚，绝对不要轻飘飘的，要站稳脚跟。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，而不是奖项，作家能够站稳脚跟，让他站稳脚跟的还是他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关注，对于这个土地的热爱，最重要的还是一种脚踏实地的、勤勤恳恳的、忠诚的一种写作状态，所以我想尽快地从这个状态下摆脱出来赶快写作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12.数十年来，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，直面人生，敢于批判和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。当然，作家不是政治家，小说不是批判文章。小说要有警世的作用，不应成为纯粹娱乐的东西。我一直痴迷于对小说形式的探索。我在创作《檀香刑》、《生死疲劳》时一直在写作形式上进行探索和创新，力戒重复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作家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。为了避免重复，我才另起炉灶，毁掉了原来写好的十几万字。《蛙》这部作品创作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注重关注社会，关注现实，关注人生，关注人性，关注下层百姓的生活。语言运用平实，不会像过去的作品那样剑拔弩张，更加注重内涵，更加含蓄，对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理解和宽容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13.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，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、创意充沛的。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，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，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──也就是身份认同―――也会是凝聚而坚定，向心力强大的，不易解体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──书可能被封，歌可能被禁，作家可能被放逐，学者可能被监禁，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，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。在其中，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，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，“生命共同体”的情感不易产生，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。台湾女作家 龙应台

114.作家要关注现实，关注人生，关注人性。作家是先被人物感动，然后才去关注事件。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，触动了我的心灵，引发了我的创作 冲动。《蛙》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原型"姑姑"是我大爷爷的女儿。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，她五十年的从业生涯中有很多传奇经历，这些传奇的经历 引发了我的思考和兴趣，有了用文学去表现这个人物的想法。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，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，不应该绕着 走。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，不能回避重大问题。只要生活中存在的，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。作品关键是要写人。至于事件与是非，作者读完作品，都会对此 作出自己的判断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15.我们家乡有句老话，叫做“猫头鹰报喜——坏了名头”，意思是说，即便猫头鹰报告的是喜事，人们还是不喜欢它。也有人说，“一次为盗，终身是贼。”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，就成了残酷作家，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？从人性的角度讲，每个人，其实都是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三位一体。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，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，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。但那些刽子手，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，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。而那些受刑人，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，视死如归，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。这样，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，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。我这样写，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。文化大革命时，有多少善良的百姓，变成了残酷的帮凶。当然，在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背后，还站着一个集团，这些人，是受刑者、观刑者、施刑者共同的主人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16.（义愤填膺）我想这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感情，一个作家的正义感，这种义愤，如果这种都没有的话，要么我已经变成一个所谓的上等人了，已经和下层人民切断了这种感情和联系了，要么就是成了一个傻子，变得连道德义愤都没有了。但是，现在我的道德义愤能比当年冷静一点了，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，就像汶川地震那个范跑跑，如果我年轻20年，我可能像网上的愤青一样，现在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我觉得现在对这样的人的要求，不能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向他扔石头，你应该首先想，这个人犯法了没有，如果这个人没有犯法，那么你不应该对这个人有任何诬蔑之词，不应该有任何的人身攻击，你可以不同意他这个做法，但是如果他没有违背法律，那么你就没有太多理由对他进行侮辱性的攻击，这也是社会走向宽容的一种表现。几十年前，这样的人，我看要被砖头砸死了，现在有很多声音还是有所变化，这是一种进步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17.当我的小说第一次印成书——台湾那个时候是放在地摊上的，我从地摊上走过，看到我的书放在那里，几块钱一本，人家来买，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︰这是一个商品。小说就是个商品。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观念，不要认为自己写作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跟那些做人造花的也没什么两样，我只是把它印成了书，在价值上它就变成了商品。而我从来都希望我的书畅销，我希望很多人买我的作品，那我怎么能否定一本书是商品呢？是不是？同样，一部电视剧，拍摄出来是要卖给各地的，要卖版权的，你要给人家看的，它当然也是一个商品。这些都是你不能否定的。我们都活在一个商业社会里，那为什么要把自己清高到不在乎钱不在乎生活的？我觉得用不著这个样子。所以说我的作品是商品也可以啊，说我的书、我的电视剧是一个畅销的商品对我也不是侮辱；说我是一个很崇高的作家，我也不认为自己那么崇高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接近大众的作者。原名陈喆,台湾女作家 琼瑶

118.我想，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自己对时代的把握能够做到游刃有余。你说那些批评家，他们也把握了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了吗？也未必。无论一个人的眼界多么宽阔，实际上也是很片面的。每个人的价值观，自己都认为正确无比，实际上也是相对的。当然我不是强调相对论，我们要求一个作家去完全把握社会，这是一个奢望。但是，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作家尽可能地去从时代精神中提炼出一种核心的、具有相对普遍性的东西，这个要求还是不过分的，就是这个东西也很难办。究竟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？我们现在经常强调人文关怀、慈悲、忏悔，慢慢变成了口号，甚至变成一个打人的棒子。我写了忏悔，我以为写得很深刻。但也有人说你这忏悔是种片面的理解，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忏悔。你和我说说什么是真正的忏悔。他说托尔斯泰啊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啊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和现在的社会那么合拍，也是陈旧的东西。所以一个作家只能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东西。

人物周刊：很多访谈中，您这一代作家都表达了对自身写作的充足信心，但也有人曾谨慎地表明了自己对把握时代经验的力不从心，不知您有没有相似感觉？

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19.一个作家，不可能没有思想。连智力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思想，连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。我怕谈思想，一是怕那种向组织汇报的所谓“思想”，二是怕在小说中说教，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。真正的有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大实话。孔夫子算不算有思想的？但一部《论语》，里边全是大实话，根本没有故弄玄虚。我看了某些所谓的“思想者”的文章，感到他们实在是欺负读者，他们不喜欢说通俗的话，他们从来不把狗屎说成是狗屎，非要说成是“狗，也就是DOG的排泄物”，这很优雅，但多么麻烦。另外，我不喜欢看那些摆出一副“思想者”姿态的人，一摆姿态，立刻露馅。“思想者”是罗丹的著名雕塑，安放在一个露天的公园里，背对着马路。从前面看这副雕塑，那是“思想”的姿态，但从后边看，那就是一副“刚刚完成了一个排泄的过程而寻找揩拭物”的姿态。——这是一个在法国开旅游公司的中国小导游说的，尽管我们给予了他很猛烈的文化抵抗，但回头一看，也只好无奈地承认，那姿态也真是挺像。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

120.我这个撤退实际上也是一种作家的用语，实际是向民间文化里面搜取创作资源，从个人经验里面寻找创作灵感，这是我从1987年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一个追求，到了《檀香刑》，所谓的“大踏步”，直接汲取民间的这种通俗戏曲的样式放入小说中。《檀香刑》是一个典型的把小说和戏剧嫁接的文本，里头有很多寓意和民间戏曲，例如传统的“茂腔”，我如果直接这样称呼会影响了我的构思，为了避嫌，改成“猫腔”的话我就可以随意写了。“撤退”是军事术语，文学创作上用它来描述其实很不准确，就像时尚一样，什么叫时尚？什么叫前卫？什么叫后卫？50年前的服装，中山服，现在我们穿了，也很先锋，如果我们现在有人穿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装、长袍，又变得很前卫很后现代了，文学创作也是这样，无所谓古和洋，无所谓先锋和后卫。现实主义的写法，前面的高山已经不可逾越了，对我们来讲，在小说的形式上追求点新意。《生死疲劳》形式上有一点章回体，写作时会很方便，这一章要写什么，读者阅读也很方便。我看到批评家讽刺我，雕虫小技。

人物周刊：您说，《檀香刑》是一次“大踏步的撤退”，《生死疲劳》也是某种撤退，这种“撤退”与“回归”会一直进行下去吗？您心中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？

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作家 莫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