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因时施宜。

汉·班固《汉书·韦贤传》。本句大意是：根据不同的时事，灵活地施行与之相适宜的措施。《汉书·韦赞传》：“汉承亡秦绝学之后，租宗之制～。”社会是在发展的,时代不同,时事也不同，所以治世或处事的措施和方法，也要随之而变化，墨守成规，刻舟求剑，是要不得的。此句也写作“因时制宜”、“随时制宜”、“顺时施宜”的，与此意相同。这句话多用于说明方法、措施的制定要适应于时事的需要。

《汉书·韦贤传》

2.谦而四益。

3.爱国如饥渴。

4.欲投鼠而忌器。

汉·班固《汉书·贾谊传》。本句大意是：想掷东西打老鼠，但又怕损坏了器物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里谚曰：‘～’，此善谕也，鼠近于器，尚惮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于贵臣之近主乎!”意思是权贵接近君主，受到宠信，恐怕打击了权贵会得罪君主。本句常比喻想除去恶势力但又有所顾忌，不敢放手去干。

《汉书·贾谊传》

5.百闻不如一见。

闻：听见。听到一百次也不如见到一次，表示亲眼看到的远比听人家说的更为确切可靠。

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

1.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，鲁迅、李吉力人、沈从文、李锐，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。问题是，在中国之外少有读者有能力欣赏这些作者的原作，因此得依赖翻译。我们得面对此一事实：全世界一流的现代中国文学翻译者并不多见。有译本也许不错，但它们也可能造成对原作冷血的谋杀。差劲的翻译或许肇因于译者功力不足，也可能源自译者对原作刻意地扭曲（最糟糕的例子之一是老舍《骆驼祥子》的英译本，描述主角堕落的最后一章被改写成了好莱坞式的快乐结局）。要获得国际认同的方法之一是：中国作家扬弃母语，改以外国语书写，戴思杰用法文写成的优秀小说《巴尔扎克与小裁缝》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；当然还得提到选择以英文创作的哈金。问题是：这些作品是否算是中国小说？一如语言学，文学也具有若干普遍特质。语言是其一，文体的分类（如小说、短篇故事、散文、戏剧和自由诗）是其二。英文的文类定义也适用于中文著作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文学的主角——无论他们是中国人或非中国人——时常表现出共通的特质，像麦可·K这样的社会边缘人（出自库切《麦可·K的生命与时代》）也出现在卡夫卡、加缪、鲁迅、沈从文、李锐的作品里。文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——譬如批判性写实主义的拥护者和隐喻呈现法的服膺者之间的冲突——或许也可以在任何文学中找到。影响，显然在文学的世界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（如果这样东西真的存在的话）。李锐如果没有受到福克纳的影响，还会用原来的方式写《无风之树》和《万里无云》吗？阅读李吉力人（1891－1962）的三部曲《死水微澜》、《暴风雨前》、《大波》（1936－1937），我发现他刻意使用写实主义的手法，对女性角色回忆片断的呈现充满同情，这和莫泊桑的风格十分类似（李吉力人曾翻译过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以及另一些法国写实主义的小说）。但是，主题、风格、辞藻的类似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影响。一如福克纳、沈从文的作品说明了文学的地域性和现代性是可以结合的。然而拿福克纳的“约克纳帕塔法县”和沈从文的“湘西”相提并论是站不住脚的，诚如杰夫·金克利（Jeff　Kinkley）所指出：福克纳本人是惟一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的风土地志有着深入了解的人，而湘西至今依然存在，即便从前住在那里的出色人物已不复存在。

记者：作家的写作应该独立，包括对文学奖的态度，但诺贝尔文学奖诞生一百年来，它的深远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种标高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的真实境况是什么样的？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，你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和中国作家分享吗？

瑞典汉学家,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