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·司马光《资治通鉴·太宗贞观十二年》。骄奢:骄傲奢侈。这两句大意是:富贵会产生骄奢,疏忽会导致祸乱。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,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,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,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。疏忽大意,漫不经心,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,使其由小而大,最终导致灾祸发生,这是必须警惕的。这两句可用于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,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。
《资治通鉴·太宗贞观十二年》见宋·司马光《答孔文仲司户书》。这两句大意是:治学所宝贵的在于付之实行,而不在于仅知道道理。此名句反映正统的儒家思想。这里所说的“不贵于知之”,并不是说“知”不如“行”重要,贵行而贱知,而是说“知”与“行”相比,应该更注意培养“行”(实践)的能力。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付诸实践,如果学习了许多知识却一点不会运用,那么,这种“知”再多也不值得珍贵。这种强调学以致用的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。
《答孔文仲司户书》见宋·司马光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。这几句大意是:用兵的原则是:抚恤部下士卒重在真挚诚恳,克敌制胜的计谋贵在越诡诈越好。诚挚和诡诈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但在作者看来,在征战中人必须兼而有之,从而组成了矛盾统一的二重性格。作为统兵大将尤应如此,因为只有对士卒真挚诚恳,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护,上下团结一致,同仇敌忾,无往而不胜。对敌人则应不厌诈伪,使敌人不知我之虚实,产生错觉,作出错误判断,从而获得良机,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。可见“诚”、“诈”二道,为将者必须兼而有之。这几句讲用兵要决,说明对敌人、对部下应采用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第略。
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宋·司马光《注》寡:少。制:约束。定:确定。上边的管理下边的,少数人管理多数人,这样纲纪就确定了。纲纪,即“三纲”(君臣、父子、夫妇)六纪(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)。
《<太玄·玄首>注》宋·司马光《训俭示康》许多人都以奢侈浪费为荣,而我心中却坚定地认为节俭朴素是一种美德。
《训俭示康》